【笔谈：大学能力建设①】宣勇 |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三重境界
编者按：
破除“五唯”以后，如何引导与评价大学的发展，是当下高等教育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双一流”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性、导向性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大学要避免“独善其身”式的内涵发展，从片面追求论文与排名转向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的，通过加强大学能力建设提升内涵的方式进行发展，实现服务国家和引领社会的价值。基于此，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提出了大学能力建设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未来走向这一命题，并从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双一流”建设、教师发展、国际化、区域互动等不同层面就如何开展大学能力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三重境界
❖ 宣勇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2015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分成2020和2030两个目标节点与建设周期。2020年是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收官之年，也是“双一流”的动态调整之年，所以各入选高校先后组织了总结自评会，所有的评审专家无一例外地高度评价了这些“双一流”高校的建设成效，认为达到了前期设定的建设目标。
经过这5年的建设，相关建设学校不断在汇聚优质的资源，加强内涵建设，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要实现到21世纪中叶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不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要进入世界的前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艰巨的任务，所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1］。
为什么会出现较大的评价差异？主要原因就在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差异，我国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是见仁见智的，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在国际上根本不存在世界一流大学之说。我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无论是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积累式发展模式，还是以斯坦福、芝加哥、沃里克等为代表的跨越式发展模式，都需要长时期的发展过程，长则百年，短则数十年，而且都经历了从外延到内涵、从数量到质量的发展过程。
归纳起来，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表现为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办学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体现在通行的世界大学排行上，不管哪一个排行榜，都是可量化指标的呈现。
第二重境界是能力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社会、人类发展进步的引领与贡献，体现出大学组织在社会中的不可替代性。
第三重境界是哲学意义上的，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范式，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共享价值和文化引领。
据此，可以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尚处在追求指标意义上一流的第一重境界。从实践上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源自于政府的推动和引导，正因为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在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也就是“985工程”的源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跟一流学科的建设同步进行，所以到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就是现在统称的“双一流”建设，并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流大学是建立在一流学科的基础上的，没有一流学科就不可能有一流大学。
但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初期，“当时我们连参照系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因此那个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在若干可比指标上与西方一流大学比肩。因此，当时在大学中，特别是主政的大学校长更看重的是提高大学客观可比指标”，“所以首先要在提高指标上下功夫，使其‘形似’”［2］，这是可以理解的策略和举措。也是因为如此，诸多“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将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学科排名作为了追求的关键指标。进入四大主流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200名、100名，入选ESI全球前1%、1‰，入选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前50名等提法成为追捧的建设目标。
“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加大了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背后则是因为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在ESI学科领域当中占据了小半壁江山。所以，“五唯”的出现是必然的，是指标驱动的结果，根本上是办学的导向问题。
作为我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在过去20余年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可量化的指标中，清华大学已经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也达到了到2020年有一批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建设目标。
然而，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第二重境界来衡量，公众期望看到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和社会进步、回应民众关切上的贡献和能力。所以，公众对于清华大学的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他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面对科技和经济领域诸多的卡脖子工程，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大学如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当下必须回答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习近平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中主要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对全球131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排序，中国进步很大，连续两年进入了前15，排名第十四，但目前尚未进入前列，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韩国在先进之列［3］。
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要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坚持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所有这些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双一流”建设的未来走向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在美国对世界一流的追求中，强烈地呈现出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和使命感。美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是美国知识创新的主导。美国大学承担着国家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工作，而基础研究带有源头创新的特点。只有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的能力。美国基础研究的成就，不仅使美国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也为美国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据美国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中叶上升到50％左右，20世纪80年代则上升到60％～80％，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50％以上归于科技创新以及由此而出现的高新技术产业，而美国科技创新的最主要力量就是高等院校。美国几个占有优势地位的高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第五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是以大学的高新技术研究力量作为支撑基础的。其中60～70年代的空间技术，到80年代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有70%诞生于美国的一流研究性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原子反应堆，对核子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进行了对癌的血液试验、激光的临床应用和基因异细胞移植；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建立起了世界第一座核子连锁反应堆；普度大学是最早从事人造卫星研制的一个中心，对美国的宇航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参与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究试制工作，等等［4］。
因此，大学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美国大学办学的价值取向，大学不应该只关心自身如何变得伟大，而是有责任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
在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坚守与革新——美国一流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中，开篇访谈的是美国西北大学校长莫顿·夏皮罗，他用三个词形容他心目中的西北大学：“让世界变得更好（Make things better）。”他开宗明义地讲“与西北大学崇高声誉相伴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去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并为之付出努力、做出贡献，同时，我们的教职员工在改善人类生活、协调人与自然统一发展，以及解决21世纪人类生存的实际问题等方面均是引领者”［5］。
可见，在他的观念中，一流大学不是指标，不是排名，而是在解决人类生存的实际问题等方面承担的责任、能力和做出的贡献，他还补充说：“我们还通过提供全球一流的艺术与文化课程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这些学科有助于人们发掘生活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感。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国的大学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态，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未来的建设重点应该从“形似”转移到“形神兼备”，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要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提升大学能力，发挥大学组织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下一个阶段到2030年的建设目标。
鉴于此，我们提出了“大学能力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6］这一命题，首次提出：“大学能力是大学组织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本领，是大学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能力的大小以其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中所取得的客观效果为衡量标准，最终要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
我们也认为，大学能力的建设是当下破除“五唯”的良方，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路径。因此，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围绕如何开展大学能力建设，“双一流”建设中的大学能力提升、政府善治与大学能力建设、大学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大学能力建设中的教师发展、大学能力建设中的国际化路径、区域发展中的大学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旨在为当前高等教育如何破除“五唯”，树立更加科学的大学发展观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１］清华大学等高校宣布已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部回应[EB/OL].(2020-09-24)[2021-01-05].https://www.sohu.com/a/420577331_120753449.
［2］史静寰.“形”与“神”:兼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8(3):8-12+23.
［3］2020年全球各国(地区)创新指数排行:中国大陆名列14[EB/OL].(2020-10-15)[2021-01-05].http://aipaihang.net/caijing/3910.html.
［4］山东省高教考察团.山东省高等教育考察团赴美考察报告[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10-11.
［5］陈盈晖,周一.坚守与革新——美国一流大学校长访谈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4.
［6］宣勇.大学能力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5):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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